王渝小品文：忆海拾贝，那些和我人生交集的闪烁碎片
在生命的过渡中，你我如宇宙的尘埃（地球）的尘埃；当人生的轨迹交集，总是留下闪烁的记忆的碎片。
与他有约
“他”是牙医。要见他的日子，我的心空茫茫，像一张引不起任何灵感的稿纸。我把一切感知推到很远，希望自己回到尚未诞生以前的混沌睡眠状态，当我醒来时病牙已经整治好，可以痛快地吃肉、嗑瓜子、嚼口香糖。这种飘零的思絮，也是我后来从潜意识中挖掘出来的。
总之，要去看牙医的那一天，在见过他之前，一切都颠三倒四。
记得那年儿子刚回学校上暑期班，一大早来电话说，忘记带走隐形眼镜，他告诉我在浴室的一个蓝色塑料盒子里面，让我赶紧寄给他。我到邮局买了一个寄东西的盒子，按照儿子嘱咐，为了妥当起见，还另外加了保险，这才将包裹寄了出去。中午在办公室，我准备吃三明治，打开午餐袋子一看，赫然，竟是儿子的隐形眼镜。我立即给儿子电话，留话说：“收到三明治扔掉，别吃！”
那一刻终于到了，我豁出去在牙医的椅子上躺下去。呵呵呵，我的罗马尼亚牙医发出一串压制不住的笑声。我不明所以，几乎以为：莫非牙病霍然而愈？牙医笑得一身肥肉颤动不已，说不出话来，用手指着我的脚，已经改呵呵呵为喷发式的哈哈哈了。
我脚上穿着的两只鞋子，一只黑色，一只咖啡色；一只平底，一只半高跟。
写于2010年5月
我想写推理小说
我对推理小说极为入迷，从霍桑探案而福尔摩斯，后来又迷上英国女作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作品。她的神探波罗和马普尔小姐的系列探案，我一读再读，每次都如同经历有惊无险的浪漫之旅。她真是一个说故事高手。
读多了，我也兴起一试身手的念头，直到如下的事故一再发生，我总算认识了自己的推理能力和观察能力。
我离开公寓大楼地下室洗衣间时，看见那张让人折叠衣物的长方桌上，孤零零地立着一个盛洗衣剂的红色塑料罐子，很普通的那种。这时洗衣间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想：不知哪个胡涂虫把它忘记了。下一次再要洗衣服时，我怎么也找不到洗衣剂。我这才明白谁是那个胡涂虫。
有一次在家开派对，最后一个客人离去时，我赶紧叫住他，并且抓起沙发上那件风衣递过去。他说不是他的。我颇为推理地说：“当然是你的，别人都走了。不是你的，是谁的呢？”背后一个声音说：“那是我的。”说话的是老公，瞪着诧异的眼睛。
写于2009年8月
在图书馆中
法拉盛的餐饮对此地华人最具吸引力。我认识的留学生，哥大的、纽约大学的、市立大学的，几乎都说想吃中餐就去法拉盛。小朋友小吴带了我，这里吃广东菜，那里吃东北菜，另外指点我喝珍珠奶茶的铺子。我的小姑晓兰才退休几个月，已经成了美食专家。我们今天直奔她介绍的美食广场，吃河南油泼面和台式梅干菜饭团。
吃完，老公沛然去邮局，我进了图书馆。法拉盛图书馆的吸引力不下于美食，这里中文藏书多，报纸多，杂志多，住在附近的华人有些人天天报到，所以常常座无虚席。有次我拿了几本书想先翻翻再决定借哪些，结果只好去另一层楼找位子。我不知道别家图书馆中文书的情形，这里中译日本推理小说极为丰富。今天我特地挑选两本比较薄的，甲贺三郎和东野奎吾的著作。因为我幸运地找到了亮轩的《风雨阴晴王鼎钧》，这可是本砖头式的大书。
任何机器三天不使用，对我就成了新发明。我面对大黑箱子似的那个怪物发呆，有人跟我招呼，原来是阮先生，著名书法家。我立刻发挥见人便依赖的本性，说忘记怎么用这个机器了。他说容易，说到做到，拿了我的书一本本放了进去。我问他书呢？他大惑不解说：“已经都还掉啦！”我嚅嚅道：“我是要借书啊！”两人先发愣，接着爆笑。
写于2015年5月
他又迷路了
在我们这伙朋友中，奇逢的能干有目共睹。那次他来接我去法拉盛，和张宗子、宣树铮吃午饭。他一面开车一面说笑话，我听得欢。不过，法拉盛毕竟是我常去的地方，我感到他偏离我们的目的地了。我提醒他注意认路。他说法拉盛是他的地盘，叫我放心。我指点他应该掉头了，他说：“我相信北岛的话。”北岛的话是：迷路不能问王渝。我让他去相信北岛，结果我们迟到二十多分钟。
他把迷路归罪于和我一起。但是前一阵，他去接王鼎钧先生的夫人到法拉盛和我们见面，那次我们足足等了半小时，他们才姗姗迟来。王夫人棣华悄悄对我笑说，迷路迷得一塌糊涂。我怪奇逢又迷路，心想这次他没有借口了，我不在场啊。谁知道他说：“还是受了你的气场的影响。”那会儿，他正花高价跟一位气功师学气功，学得完全不通气了。
今天他先接张家瑄，再接我，三个人要去吃自助餐并聊天。他从家瑄家给我电话，让我五分钟后下楼等他们。家瑄家到我们这里不用十分钟。我在楼下左等不见他的车，右等也不见。十几分钟过去，手机响了，他问我们家在第几街和第几街之间。我说在六十三街和六十三路之间。又过十几分钟他们到了，他说了心里话，因为他的妻子珊丹不在，他弄不清方向了。一向宁静致远的家瑄，微微笑着，什么也不说。
写于2015年5月
初访沈从文
一九七九年夏天，我在北京见到沈从文老伯，记得那天在座的有诗人杜运燮和老作家荒芜。沈老伯和伯母住在一座四合院中的一间房子里，房中陈设简陋，一床、一藤椅、一小板凳、一矮茶几和一张倚窗放置的旧书桌。我们都坐定后，沈老伯笑指着矮茶几说，是他一位亲戚用擀面板改造成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亲戚即是著名雕刻家刘焕章。
那天很热，沈老伯与伯母热情地招待我们，跟我们聊天，我整个人却像结了冰，从头顶冷到脚尖。从小我们在台北就从书本读到过“北平”，也知道巴金、沈从文这些名字，甚至偷偷读过他们的作品，但当我真的置身于叫北京的“北平”，坐在沈从文真身旁边，倒有些不敢相信这竟是真实人生。在纵横的断层与分裂之间，我迷失太久，失路归来的人听着自己的脚步声都恍若前尘。沈老伯絮絮地谈着历代的扇子、杂技、布帛和服饰，我努力使自己听觉以外的感觉一律关闭，否则，仅仅因为他老人家绝口不提文学这事，就叫我的心一寸一寸碎裂。
告别的时候，我看见他们屋檐下的洗脸盆里有一条银色小鱼，摇尾扭身欢快地游着。沈老伯说：“本来买回来要吃的，看它那么可爱，舍不得了。”转身离去后，我不敢转身回头看望，因为眼泪已经流了满脸。
写于2010年5月
陪刘心武逛书店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我开始在纽约的《美洲华侨日报》担任副刊主编。这份工作，使我得风气之先，与国内作家取得联络。八十年代来访的国内作家年年增多，我们副刊组多了份接待任务。我们主要的目的，是做访问和邀稿，但是也必然要安排宴请和观光。
接待刘心武那次最令人难忘。首先，安排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轰动，全场座无虚席，他又讲得精彩。我做了记录，除了在我们报纸发表，也在台湾陈映真编的刊物刊出。
有天，我陪他到法拉盛逛中文书店，到我最常去的《中国风》。我和店主小高很熟，进了店我就说：“小高，这位是刘心武。”话才说完，书架前看书的一位中年妇女疾步走了过来，对着刘心武问：“你就是刘心武啊！”说着泪如雨下，哽咽着接着道，“我有许多话想要同你说……”。这时我注意到她手里拿的那本书，正是刘心武的作品。原来我们进来时，她正在书架前读刘心武的著作。刘心武一面安慰她，一面体贴地跟她走到书架后面的角落。
那次我目睹了作家的魅力。作家透过作品，比身边认识的人更能打通读者的心。这位妇女正在读刘心武的书，也许心里在跟他对话，突然真人出现眼前，就再也把持不住了。这一刹那的印象，非常感人，非常难忘。
写于2012年8月
性情中人夏志清
一天宣树铮打电话来说：“夏志清先生昨天去世了。”那天是去年十二月三十日。我听了先是一愣，有点怅然若失，立即想到夏夫人王洞，长期守护病中夏志清的她，此时必然身心交瘁。
第一次见到夏志清先生，是在於梨华家的派对上，只见他所到之处都引起阵阵哄笑。於梨华的女儿说，这个叔叔好奇怪。於梨华告诉她：“因为他是作家。”当时我觉得这个大名鼎鼎的文学评论家，像个老顽童。
可以保持顽童心态的人，必然潇洒。我们文友聚会常有人恭维他，有人当场念诗赞美，甚至有人为他写书，他总是很从容地翻过这一页，事后也不再提起。他虽然不太愿意为文友写序、写评论，有时也有例外。好友于仁秋的小说《请客》，他不但先读，而且写了长序。他觉得此书有趣，指出是留学生小说中首次写了华侨优秀的另一面。
我忍不住要提及一件小事，因为最鲜明表现出他的个性。一次聚会，爱说笑的夏志清先生谈得兴起，夸口道：“我捧谁谁就红。”散文家琦君女士听了，拉长脸说：“我从没红过，也没黑过，没人捧我，我也不靠人家捧。”一座默然。事隔不久，大英百科全书每年出的《附册》，执笔台湾文学的那位人士向夏志清请教，他毫不迟疑地建议：“你写潘琦君好了。”
写于2014年1月
龙不见了
华人聚集的法拉盛，各色各样的文娱活动越来越多。有个基督教组织每天开课，课程密密麻麻，有健身的，手工的，电脑的，IPad的，学英文的，讲古典诗词的等等。还开了书店，书架我环顾过一次，当然卖的都是宣传基督教的书籍。我常光临的是书店附设的雅致舒适的茶室。
我考虑要去上IPad的课，还没付诸行动。倒是没经考虑，每个星期五早上都去听宣树铮的诗词。这是个冷门课，我刚参加的时候，只有八九个人，现在二十来人的小课室已经坐满了。宣树铮讲课有点像叶嘉莹老师，非常投入，一副要与人分享自己喜爱的做派。讲典故就像讲故事，极尽生动之能事。这几个星期在讲辛弃疾，把那一段历史也交代得教我们都了然于胸。
上星期五，新的讲义复印好送到他手上时，他先皱眉头，后笑笑分发给大家。他给我们指出那首叫“水吟”的词牌。没听过这样的词牌啊。他笑说：“龙不见了。”要我们在中间加个“龙”字。还有一首更奇怪，词牌只有一个字“蛮”。他让我们在前面添加“菩萨”二字。
事后我才知道，是在复印时讲义被动了手脚。替他复印的那位工作人员解释，“龙”在基督教义里，是恶的危害人的，所以不能印出来。至于“菩萨”，那就当然更不能出现啰。该生气还是该笑呢？
写于2015年3月
编发：雷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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